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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教育面臨的危機
(石中英《知識轉型與教育改革》)
注:教育的危機影響在校的學生,更嚴重危機走向社會的成年人,關乎其知識結構的合理性、有用性、學習能力、學習方向與范圍及其思維模式、人格等根本性問題。是每一個仍生活在世上的人都必須嚴肅面對的危機。
在人類的第三次知識轉型的過程中,教育的現代性受到了批判,現代教育的精神和理想受到了質疑,現代教育也因此面臨著或陷人了一場日益嚴重的危機。這場危機的主要表現如下。
第一,教育的人文精神危機?,F代教育越來越關注自身所獲得的經費,越來越關注自身滿足個體和社會世俗性發展的能力,越來越從這種世俗性需要的滿足方面來變革自身,從而忽視甚至是放棄了自身傳統的人文關懷和人文追求。人文學者、人文課程和人文教師在學?;蚱渌R領域中的地位相對來說是比較低的。人文知識的教學在很大程度上也失去了人文性,成為一種與考試或求職有關的工具性知識。日益現代化的學校教育情景也日益功利化,整體上失去了陶冶精神的作用。其結果是,現代教育最大限度地滿足了個體和社會世俗性發展的要求,但是卻導致了個體的人格危機、精神危機、德性危機以及由此產生的嚴重片面發展和畸形發展,培養了許多有知識、有能力,但在人格、精神和德性上卻有很大缺陷的“空心人”“單面人”“不道德的人”。建立在科學知識型基礎上的現代教育的這種缺陷,已經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會產生了消極的教育影響。目前,在西方的學校生活中,暴力、吸毒、生活放縱、精神空虛等問題非常嚴重,已經威脅到了學生的健康成長,引起了家庭、社會與學校的普遍憂慮。學校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如“禁止學生帶槍支上學”“禁止學生吸毒”“向學生進行性教育”“幫助少年媽媽撫養孩子”“在學校增加心理醫生”等,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在美國和英國,有不少家庭甚至因此禁止自己的孩子去學校特別是公立學校學習,要求政府允許自己的孩子在家里接受義務教育。但是,現代西方的家庭實際上也遠非一塊“凈土”,學校里讓家長擔心的東西在互聯網上同樣存在,孩子在家里通過網絡獲取這些東西更容易、更快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19世紀圍繞著古典課程存廢和科學課程設置問題的辯論中,古典主義者對科學課程所包含的功利主義及其嚴重社會后果的預言100年后竟然成為現實。
為了回應現代教育的這種人文危機,教育哲學中的永恒主義流派重新提出古典作品的學習問題。他們的理由和19世紀的古典主義者為自己辯護的理由差不多,只不過加進了許多時代的內容。受到現代科學支持的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給予永恒主義者更多的勇氣和力量。他們認為,現代科學的世界是一個徹底遺忘了人的精神性存在的世界,是一個平面的、單調的、功利的世界,因而也是一個邪惡的和暴虐的世界??茖W的教育已經使人們忘記了比物質享受、個人自由、感官刺激更加高尚的人生目標。他們提出要重新進行古典作品的學習,要精選100部像柏拉圖的《理想國》那樣的古典作品放到學校的課程體系中去。但是,在20世紀中葉“冷戰”激烈的時代,他們的建議在引起社會足夠的關注前就被人們遺忘了,人們所記得的只是他們的口號:“回到古代”。
存在主義教育哲學家則主張,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質,因此人的意義先于人的功能?,F代教育不能僅將人當成一個社會工具去訓練,而應該將其作為一個真正的人來關懷。他們指出,教育家必須明白,教育的中心是人,是有意識、有價值、有趣味,有尊嚴,有煩惱,有問題但也有希望的人。他們不僅關心自己未來的職業,還時刻感受著自己的存在處境,他們不僅追求著卓越,而且追求著意義(對于后者的追求,他們從來沒有停止過,只不過被我們的社會和教育家們忽略了)。教育過程中的教學關系是種獨特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的價值遠遠超越知識傳遞的價值。教學關系不應是知識傳遞的工具,相反,知識傳遞應成為建立教學關系的途徑。教師和學生要有意識地建立起這種關系,使得每個人能夠通過這種關系顯露自己存在的可能性。只有這樣,教育者才能理解自己的學生,學生才能理解自己和自己的處境,成為在特定的人類生存條件下“通情達理”的人。教育的價值不僅在于鼓勵和幫助年輕人去拼搏,去競爭,而且要引導他們去思考拼搏和競爭對于自己的存在和人類的存在的真正意義。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從幼稚走向成熟,才能獲得存在的圓滿和走向存在的最高境界,才能有勇氣面對自我,社會和人類文明的缺陷,真正解決精神危機問題,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人間樂園。
第二,教育的社會價值危機。在現代教育建立的過程中,人們對它寄予很高的期望,不僅希望它能夠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希望它能夠促進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和文化進步。但是,100多年來,人們發現,以傳遞科學知識為已任的現代教育盡管在滿足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在社會民主化和文化進步方面未能夠做出令人滿意的貢獻。其原因在于,學校教育所傳遞的科學知識作為一種客觀的,權威的知識本身阻礙了認識的進步,科學知識型也排斥了所有傳統的,民間的和個體的知識進入教育系統,從而使得這些知識失去其傳播價值和保留價值,面臨著失傳的危險。這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失去傳統知識,民間知識和個體知識后,人們將被迫把決策所依賴的知識寄托在科學家身上,就像原始社會時人們將獲得知識和行為合法性的希望寄托在“巫”身上,以及古代社會時人們將獲得知識和行為合法性的希望寄托在形而上學家和神學家身上一樣。實際上,盡管人類知識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結構上幾千年來都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這種知識生活中的嚴重依附現象卻并未發生改變。就個體而言,普通人依附于科學家或知識分子;就國家而言,不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依附于發達國家。這在當代科學時代更為突出。這種知識生活領域的依附現象從根本上阻礙了真正民主的社會關系和國際關系的建立,因為如此一來,和科學家比起來,個體在整個社會民主化進程中的作用變得微乎其微;和發達國家比起來,不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在國際事務方面的作用和在科學知識進步方面的貢獻也變得微乎其微??茖W的發展和科學教育實際上并不能解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依附問題以及經濟生活中的貧富差距問題,而是進一步擴大了這種差距。近代以來形成的“教育烏托邦”已經破產。
第三,教育機會均等的危機。教育機會均等是普及教育的一個價值預設,也是現代教育的一個努力方向。教育機會均等表現在很多方面,其中一個基本的方面就是使所有適齡的青少年享受到“均等的受教育機會”,這一般可以通過“入學率”“升學率”等指標來衡量。與有著嚴重的階級、種族和性別偏見的古代教育比較起來,現代教育提出機會均等,實施義務教育,應該說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不過,教育機會均等以及普及教育建立在這樣一個基本假設的基礎上,即科學知識是“價值中立”和“文化無涉”的,因而對所有學習者來說都是同樣有益的。只有接納這個假設,教育機會均等以及普及教育的理念才能被人們接受。但是,隨著人們對科學知識型的批判,人們發現這個基本假設是不成立的,因為所有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過程都并不是價值中立的,而是帶有嚴重的社會偏見,受到社會權力、利益、意識形態、性別文化等制約的。盡管所有的知識表面上是個體精神活動的產物,但其實質上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因此,學校的課程知識是不是對所有學生都是同樣有益的就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就是說,人們對教育機會均等的關注已經從對數量的關注轉移到對質量的關注。數量上的教育機會均等比較容易做到,但質量上的教育機會均等卻難以做到。人們問道:為什么在歷史課本中白人英雄多而黑人英雄少?為什么世界的歷史要用公元紀年?為什么課本中的女性總是賢妻良母的形象?為什么許多學科的奠基人都是西方人?
為什么將1640年界定為世界近代史的開端?等等。通過對學校知識選擇、組織和傳遞過程進行社會學分析,人們發現,學校對知識的選擇、組織和傳遞實際上受到了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影響,受到了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的影響。
因此,人們不能不問以下問題:學校是一個傳播真理的機構,還是一個傳播偏見的機構?是一個反對偏見和歧視的機構,還是一個使偏見和歧視合理化的機構?是一個意識形態中立的機構,還是一個生產和強化某種意識形態的機構?是一個種族平等的機構,還是一個存在種族偏見的機構?是一個性別平等的機構,還是一個存在性別歧視的機構?這些問題的提出,從根本上摧毀了學校教育機會均等的“神話”。這樣一來,人們不得不問,建立在公民稅收基礎上的學校對于所有納稅人都是有益的嗎?學校究竟是“誰之學?!?,課程究竟是“誰之課程”?批判教育學家的研究已經揭示出,學校實際上是一個社會“再生產”的機構,它通過對知識進行特殊分配再生產出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實際上也就是實現社會現成政治、經濟和文化霸權的地方??此破降鹊膶W校實際上是不平等的,看似公正的學校實際上是不公正的?!叭雽W率”“升學率”等指標掩蓋了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事實上的教育平等和公正而斗爭正在成為人們日常政治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四,教學危機。對于教育者而言,現代教育危機最明顯不過地通過教學危機表現出來,教學危機最突出地通過學生的普遍厭學和學業成績不良表現出來。這兩個問題不是哪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一個超越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的世界性問題。問題的嚴重性已經到了這樣一個程度:如果不借助于紀律、職業誘惑或其他的外在措施,就幾乎沒有學生會去努力學習。我國和日本的一些教育學家和教育家認為,后一個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學生課業負擔太重和升學壓力過大,但是在英國和美國這種幾乎不存在課業負擔和升學壓力的國家,學生厭學和學業不良的現象也非常突出??磥砜峙逻€有更為深層的和普遍的原因。這個原因恐怕與課堂教學以及學校生活的整個智力氛圍有關。在課堂生活中,學生所學習的知識是已經被選定的,不管學生喜歡與否都得學習。這首先就造成了學生學習上的被動性。教師的教學藝術性首先就體現在其采取各種手段使學生從一個被動的學習者轉變為主動的學習者。但是,不僅學生學習的內容是事先確定的,就是課堂上教師所提問題的答案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也是事先確定的。學生思考的結果必須符合那事先確定的答案。就是所謂的“發現學習”也并不是真的允許學生有自己的發現,而只是“接受學習”的變種。這種情況在我國的基礎教育中尤其普遍。在這樣的課堂里,哪有什么知識的好奇、理智的探險和精神的歡樂可言?青少年長年累月地坐在這樣的課堂里,不厭學是不可能的。更關鍵的是,標準化的考試表明,在獲取優良學業成績方面,個人的見解是不重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唯一重要的和有用的是正確、牢固、熟練地掌握課本知識。而這種課堂教學模式和評價模式的根源不是別的,正是現代科學知識型,是客觀的、絕對的和普遍的知識觀和知識信念。正是這種知識觀和知識信念剝奪了學生個體知識的合法性,否認了學生個體知識的認識價值,使學生的課堂學習行為成為一種純粹被動的接受活動,導致學生普遍厭學以及學業成績不良。
除了學生厭學和學業成績不良外,現代教育還有另外兩個方面的危機,一是由于社會知識無限增長和迅速更新所帶來的學校課程危機;二是與之相關的教師威信及師生關系危機。眾所周知,現代知識的增長是非常迅速的,現代社會職業知識基礎的變化也是非常迅速的。面對這種情況,學校課程改革的壓力非常大。20世紀60年代,美國為了應付新的科技革命所進行的結構課程改革運動最終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什么知識最有教育價值以及如何學習這些知識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尖銳。并且,隨著計算機網絡技術和互聯網通信事業的發展,學生們在課堂外獲得大量的知識。這對于學校課程的編制和實施也構成了很大的挑戰。哪些知識是學生可以通過其他渠道獲得的?哪些知識是有必要在學校里傳授的?如果新型的“虛擬學?!焙汀熬W絡教學”高度發達的話,學校作為一種知識傳播的機構還有沒有必要存在?如果其確實有必要存在,那么教師和學生之間的關系又是建立在一種何種新的基礎上?又采用什么新的模式?隨著學校教育的社會再生產功能被揭示出來,以及其作為傳播現代科學知識主要途徑的地位遭到動搖,師生關系也日益緊張。人們自然要問:教師的階級、種族、性別立場是什么?教師會不會將自己的階級、種族和性別偏見強加于青少年?教師如何對待不同階級、種族和性別的學生?能夠給予他們每一個人同等的關注和相應的幫助嗎?來自不同家庭、社會群體和種族的學生對于教師行為的反應又如何解釋?師生之間的沖突是否有更深的社會背景?在西方國家,學生經常以教師持有社會偏見為由來起訴教師,教師對于學生的管理權限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實際上,很多教師認為在日常工作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師生關系非常淡漠。西方的教師經常表達他們對中國教師的羨慕,因為他們知道中國教師在學校里和社會上所受到的尊重。但是,近些年來,隨著中國社會的轉型,特別是隨著人們價值觀念的變化、大眾媒體和互聯網的出現,中國學校里的師生關系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教師在學科知識方面的捉襟見肘以及教師和學生之間價值觀念的沖突也屢見不鮮。建立在科學知識和主流價值觀念基礎上的教師權威已經開始變低。在新的知識背景下,如何重構作為整個教育基石的師生關系是擺在我國和其他國家的教育家們和教育學家們面前的一個艱巨的任務。
第五,教育科學或教育理論的危機。隨著人們對科學知識型的質疑,教育科學或教育理論的性質與價值在教育學史上也第一次受到了系統的質疑。教育科學是一門真正的科學嗎?教育理論是一種真正的理論嗎?教育科學或教育理論是價值中立或文化無涉的嗎?如何檢驗和評價教育科學或教育理論的進步?教育科學或教育理論對于教育實踐來說真的是必不可少的嗎?教育活動是一種教育科學指導下的活動還是一種依賴于教育者教育藝術的活動?以上這類質疑的結果是動搖了教育科學或教育理論的科學性和科學理想①。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教育知識在嚴格意義上不屬于一種科學知識,教育知識與教育實踐之間的關系因此也不同于科學知識與社會實踐之間的關系。這種認識也使人們對于現代教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問題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教育實踐所需要的不僅僅是一種科學理性,還需要一種歷史理性和實踐理性;所需要的不僅僅是方法上的有效、內容上的無過錯,還需要在目的和價值上的歷史辯護和實踐辯護。教育的科學理論對于現代教育來說是必要的,但卻是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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