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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的誕生
          更新時間:2023/12/15 15:01:32 來源: 瀏覽次數: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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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暉《世紀的誕生

          ——多重時間與自我否定的政治:作為異物的“20世紀”

          (節選)

           

           

          ……我將這一時代的宇宙觀和歷史觀的變遷概括為天理世界觀的崩潰和公理世界觀的的誕生。在晚清至“五四”時代的大量文獻中,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歸納天理世界觀與公理世界觀的尖銳對立:

          首先,公理世界觀逆轉了天理世界觀的歷史觀,將未來而不是過去視為理想政治和道德實踐的根源。這一逆轉瓦解了儒學世界觀內部所包含的對于歷史中斷的意識和由此而起的通過恢復古典以接續道統的意志。在這一新的歷史意識的支配下,不是以個人的道德/政治實踐、不是以重構古典或復古的方式重構道統譜系,而是以一種投身未來事業的方式體現歷史意志,構成了新的倫理。

          其次,公理世界觀以一種直線向前的時間概念取代了天理世界觀的時勢或理勢概念:在古典思想中,時勢內在于物之變化本身,內在于君子與時勢的相互構成之中,物之變化并未被編織在時間的目的論的軌道上;而直線向前的時間提供了一種目的論的框架,將日常生活世界的變化、轉型和發展全部納入時間目的論的軌道。

          第三,公理世界觀以原子論的方式建構了“事實”范疇,并以此沖擊天理世界觀的形而上學預設,試圖按照事實的邏輯或自然的法則建構倫理和政治的根據,將古典禮樂范疇內的,作為一定關系、制度、秩序、規范之“物”轉化為原子論的事實概念。由此,科學概念幾乎壟斷了“真理”領域,其結果是:第一,進步的概念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劃出了清晰的界限,從而通過古典研究以產生新的創造的宋明理學式的或文藝復興式的人文主義不再可能。第二,就像孔德將人類歷史描述為從“宗教迷信時代”“玄學幻想時代”發展到“科學實證時代”一樣,直線向前的時間觀念取代了時勢的觀念,從而宗教與科學之間的分野、以宗教為依托的神權政治與以世俗科學為認識論前提的共和政治是不可調和的。第三,由于“物”的概念發生了質變,首先在認識論上,其次在社會分工上,藝術、道德、政治、宗教、政治等領域的嚴格分界已經不可避免。無論在認識的層面,還是在制度的層面,知識領域的“兩種文化”、政治領域的政教分離、社會領域的公私兩分、法律領域的群己權界成為現代世界的普遍現象。像文藝復興時代那樣自由穿梭于古典與現時、藝術與科學、宗教與自然之間已經完全不可能了。

          但是,在公理世界觀誕生的時刻,對于這一世界觀的批判就已經展開了。保守力量的無力抵抗是極為次要的,真正的挑戰來自新世界觀內部。嚴復是《天演論》的譯者,也是進化論思想在中國最初的、最重要的引入者。然而,他選擇的著作恰恰以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作品,即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為底本,同時保留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基本命題。嚴復將進化論的法則看作自古而然的普遍時勢,不獨帝國主義時代為然,并批評赫胥黎的善惡同時進化的理論,未能了解斯賓塞的天演理論預設了“郅治必有時而臻者”。在殖民主義、國家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浪潮中,章太炎斷言所謂“公理”與權力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殖民主義條件下產生的“文明化”過程、在現代知識及其體制下形成的對個體的操控,都是公理化的支配形式。

          章太炎對“科學公理”的揭露建立在兩個基本原則之上:首先,他區分出兩種自然概念,斷言科學所研究的自然不是自存的自然,而是被納入特定視野和范疇中的、受因果律支配的自然(為科學所建構的自然)。從這一論點出發,他認為作為解釋體系的科學并不能解釋世界自身;“公理”“進化”不是宇宙的原理或先驗規則,而是人的觀念建構;“公理”的創制過程與其說是(作為自然本性的)“公”的展現,毋寧是“私”的曲折的表象。因此,“公理”是控制和支配的代名詞。其次,他把自然的運行從目的論的框架中解放出來,否定進化的道德含義,從而拒絕把個體與進化論的歷史目的論相關聯,拒絕把個體看作群體進化的工具,也拒絕在科學的名義下解構鑲嵌在風俗、習慣和傳統中的社會紐帶。章太炎的反公理的思想并沒有回到特殊主義,而是以其銳利的思想探索反公理的公理——一個“齊物平等”的世界?!绑w非形器,故自在而無對;理絕名言,故平等而咸適”,齊物平等的世界在公理之名言之外,它提示我們只有突破普世價值的宣稱才能達到普遍性。

          1907年,辛亥革命的風暴尚在太平洋和長江流域的環流中升沉孕育,剛剛棄醫從文、從仙臺來到東京的魯迅年僅26歲。在一篇古文論文中,他用一種古奧的文風,談及對剛剛降臨的“世紀”的觀察:

           

          意者文化常進于幽深,人心不安于固定,二十世紀之文明,當必沉邃莊嚴,至與十九世紀之文明異趣。新生一作,虛偽道消,內部之生活,其將愈深且強歟?精神生活之光耀,將愈興起而發揚歟?成然以覺,出客觀夢幻之世界,而主觀與自覺之生活,將由是而益張歟?內部之生活強,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邃,個人尊嚴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恃意力以辟生路也。

           

          魯迅概括了“二十世紀之新精神”,即“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這里的“物質”指由英國工業革命所引導的19世紀物質文明,即資本主義經濟;“眾數”則指由法國大革命所開創的19世紀政治文明,即憲政民主及其議會-政黨制度。魯迅宣稱:“十九世紀”的創造力在其世紀末已經式微,自由平等正在轉變為凌越以往專制形式的新的專制形式。因此,正在降臨的新世紀為中國所確定的目標是超越歐洲雙元革命及其后果,建立一個每一個人都獲得自由發展的“人國”。

          這是中國歷史中最早的關于“20世紀”的表述之一。對于當時的中國人而言,這個概念如同天外飛來的異物,因為在此之前,并不存在所謂“19世紀”,也不存在“18世紀”。1907年是清光緒三十三年。在魯迅的文章中,作為“20世紀”對立面的“19世紀”并非指涉此前的中國歷史,而是由法國革命和英國革命所開創的歷史時代。這個源自歐洲的世紀正以極其迅速、尖銳和深入的方式成為中國自身的歷史內容。洋務運動以降,19世紀歐洲的物質文明和政治制度,亦即歐洲的“雙元革命”所帶動的變遷正是幾代“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人們竭力模仿、效法或追趕的改革目標。從19世紀60年代起,在兩次鴉片戰爭失敗的陰影下,中國開始了以富國強兵為內容的“洋務運動”;伴隨甲午戰爭(1894)的失敗,這場“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運動直接地轉變為以戊戌變法為標志的政治改革運動,其內容之一,便是模仿歐洲立憲政治,建立國會,將王朝改變為“國家”。政治改革運動的失敗與“亞洲覺醒”的進程相互重疊,標志著革命時代的降臨。當新生的共和國在慘淡的血色中漸漸升騰的時刻,人們不難發覺推動其誕生的力量不就是歐洲的民族主義、市場經濟、物質文明和政治體制嗎?因此,當19世紀以不同形式成為世界歷史之命運的時刻,即便中國不存在西歐和俄國意義上的“19世紀”,為了超越晚清改革和革命的目標,中國只有將“20世紀”這一異物作為自己的使命,才算獲得了“自覺”和“解放”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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